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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6 15:10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可以推广经验，交流认识。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下面这3篇汉语言文学论文是宣传员为您整理的汉语言文学论文范文模板，欢迎查阅参考。
汉语言论文 篇一
【关 键 词】 议论文；语言；作文
一提记叙文的语言，我们马上想到的是生动形象；一提议论文，我们想到的则是枯燥乏味。其实，议论文的语言完全可以像记叙文的语言一样生动起来，下面就教你几招。
一、巧用四字词语，增强论证的气势
四字语是汉语言中独有的语言现象，《诗经》多用四字句，读起来铿锵有力，感人至深。汉语独有的语法特点，四个字巧妙组合能表达不同的意思、不同的气势，可以说在表意、表情等方面具有灵活性、多样性，能起达其他字数句子所不能达到的表达效果。因此，在议论文中如果巧用四字语，能大大增强论证的力量。如2011年高考新疆优秀作文《天道酬诚信》：
诚信在心，将诚信发挥在经商致富中，可以家财万贯；将诚信延伸到安身立命上，可以后世传颂；将诚信拓展到八荒六合，四海之内，则可万民归心，顺天地阴阳、法四季轮回，运之则五岳震荡，百川奔涌，诸侯朝服，天下匡正。屈原被发行呤泽畔时，叹“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他愤恨那些“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他忠君恋阙，心系国家，屈子一跃，一河碧水为之激荡，千载令名不朽。刘邦入守关中，之所以可以深得民心，在于履行约法三章，秋毫无犯……
这段文字大量运用四字词语，或单独使用，或镶嵌在句子中，有力地论证了“诚信”这个论题。
二、引述事例诠释概念，化抽象为具体
写议论文，如果空洞地说教或空发议论，会让人觉得语言干瘪、生硬；但如果用典型的事例、典故、诗文来分析论述，就会避免这种情况，所诠释的概念会灵动起来，所论述的道理也会更具说服力。如2011高考北京优秀作文《让或不让》：
当孔融让梨的故事早已成为千古美谈，当六尺微巷已为众人所称颂。赞扬，面对那一枚枚闪烁着金光的世乒赛金牌，我不禁问道，我们是否应该让出它们，我们到底该让出什么？
一开篇概述出两个典故巧妙地引出了要论述的话题，既简洁又生动。
三、妙用古典文学意象，化枯燥为生动
古典文学中的一些文学意象鲜活而生动，一看便能给人以美感，如果能巧妙地借用到议论文中来，不但能使议论文的语言不再枯燥，还能让读者在美的愉悦中轻松地领悟你所论述的道理。如2011年湖南优秀作文《当你不是世界的中心》：
大自然厚德载物，却从不以造物主自居。雨水润物无声，海水容纳百川，水以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坚，却从不居功。清风徐来，带来阵阵花香，你甚至感觉不到空气的存在。这些自然万物无处不在，却温柔敦厚，不事张扬。而在自然中生长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骄傲呢？因此人要学会将自己“边缘化”，即不以自我为中心。
“自然”“雨水”“海水”“清风”“花香”这都是古诗文中常用的意象，一看这些词就让人振奋，作者运用到自己的文中，巧妙地引出了“人要学会将自己‘边缘化’，即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
四、引用古诗文，增加议论文语言的文化神韵
古诗文意蕴浓郁，写议论文时如果能巧妙地把它镶嵌到说事论理的句子中，不但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且浓郁的文化情趣会让读者把玩不已。如2011年辽宁优秀作文《君子之风》：
所以君子之风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坚持，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超迈，是“我自横刀立马”的豪气，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孤傲。
作者在概述完兰、竹、菊、梅的特性后，在句子中嵌入古诗文句，生动地阐释清了“君子之风”这一概念。
五、使用整句增加语言的气势，突出文章的旨意
过于单一的散句，容易让语言乏味，但如果在文中适当加进一些整句来诠释概念或者概述事例，就会让语言生动起来，而且还会让论证更有气势，旨意更加突出。如2011北京优秀作文《包揽后的反思》：
近年来，姚明创造了中国第一高度；刘翔创造了中国第一速度；丁俊晖创造了中国第一准度；而李娜创造了中国第一力度！这一个个中国实力的体现，无不是中国近年来在体育领域进行改革，调整运作体制使之科学与完善的结果。
文章最后，作者运用排比造出一个整句，既增强了语言的气势，也有力地总结了自己对我国包揽乒乓球金牌一事的看法。
六、巧用比喻，让语言直观生动，富有感性
比喻是各类文体都可使用的修辞方法，如果能用比喻在议论文中形象、具体、感性地来论证抽象的道理，就会使所论证、诠释的观点更容易让人接受。如2011年甘肃优秀作文《让诚信之雨滋润你我的心田》：
诚信是最美的情感，请让诚信之雨滋润你我的心田；请让诚信的春风，拂尽你我心头的那些尘埃。
文章最后，重申“诚信是最美的情感”的观点，并巧用比喻呼应题目，生动又富有说服力。
总之，运用这些技巧，你的议论文语言也会和这些高考作文一样精彩，请努力试一试吧！
【参考文献】
[1] 陆丽琴。 例谈提升议论文语言生动性的方法[J]. 现代语文：中旬。教学研究，2011（9）.
[2] 邱德保。 怎样把议论文语言写生动[J]. 读写月报：初中版，2009（6）.
汉语言的论文 篇二
一
西方语言论美学认为：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存在的寓所；存在通过语言而现身。语言不单单是一种认知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和力量”，甚至“作为客观实在出现在人的面前”。（1）当我们将鲁迅的文学创作置于语言论美学的视域中考察时，发现鲁迅对语言与存在的依存关系的感受和意识都很强烈：他在《呐喊·自序》中曾流露出自己曾有过一段“不能已于言”的时期，并将言说的姿态及其效应与人生的价值联系起来；（2）他也曾提出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偏激主张；（3）同时他又深感自己与汉字的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虽欲摆脱而不能，故而认同在历史的中间地带承受牺牲的痛苦的命运，他的“中间物”意识正是建立在对自己所做的白话文章的语言的体悟上的。
如果说人的存在通过语言而呈现的话，则语言的运思者或言说主体，首先遇到的是言说的欲求及位置和姿态问题，这种言说及其言说者的位置和姿态是某种生存状况及意义的体现。鲁迅的言说欲望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早年的人生苦难。从小生长在悬挂着“翰林”匾额、祖父曾取进士功名、父亲亦以科举考试为终生正业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中的鲁迅，早年受过非常严格的以读经作文、以应科考为主的正规封建教育。在封建科举时代，科举考试成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言说方式。周作人说：“这（指科举考试——引者注）是知识阶级，那时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的唯一正路。”“我们那时，没有不是从这条路走的，等到有点走不下去了，这才去找另外的道路的，那自然是后话。”（4）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家庭的背景中，鲁迅有着极为复杂而痛苦的人生经验：一方面，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及所受的严格、正规的封建教育，使鲁迅与汉字文化发生终生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科举考试又给鲁迅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祖父的科场案而引发的家庭大变故使鲁迅的家庭由言说的中心一下子被抛置于社会而成为人们言说、鉴赏的对象，在以古文言为载体的传统价值统治的语言秩序中，完全丧失了话语的权力。这种言说权力的被剥夺或被压抑，一方面深深地妨碍了主体对自我存在的意义（价值）的认同，一方面又极大地刺激了主体更加强烈的言说欲望。所谓“不能已于言”、所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云云，都在表达着一种急切寻求言说及言说位置或姿态以确立自我存在的意义的情态。而“幻灯事件”犹如一道电光，瞬间照亮了主体言说的方式：启蒙者的姿态。正是带着这种个人经验，鲁迅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二
中国近代以来国势贫弱，民心萎顿，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迫于存亡的危机，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经由了一个由部分到整体的否定过程，这种否定到五四时期达到高潮。鲁迅在后来《琐记》一文中描述了当时面对西方文化涌入时的兴奋和激动：“‘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5）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积淀在象形会意的汉字中的话，则对汉字文化的批判就具有反传统的意义。而这种批判是在西语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并以之作为它的价值标准的。
一方面是带着个人特殊的经验，一方面也是感应着反传统、崇西学的时代大潮，鲁迅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以对汉字文化的批判为标的的。这种批判主要还不在由文言到白话的工具性转变，而是更深刻地表现在其具有反叛性的言说内涵和姿态上。《狂人日记》中狂人的“仁者吃人”的呼喊，正是在“仁”的象形会意“仁者爱人”的基础上的一种反叛性的逆向思维。《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全面展开了对凝结在中国汉字中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范畴和观念，如“君臣”、“父子”、“夫妻”、“忠”、“孝”、“节”、“烈”等的整体性批判，并将这种批判贯彻自己创作过程的始终。如果说《孔乙己》借孔乙己尽情地揶揄了已失去生命活力的陈腐的文言的话，《这样的战士》就是对“学问”、“道德”、“国粹”和“东方文明”等进行扫射式的永不妥协的战斗；而《祝福》则是以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神韵的一次民间仪式“祝福”的过程的反复展示，生动而形象地揭示出中国“礼”文化的吃人本质：“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6）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以表音为特征的语言及其所负载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分明可见。《阿Q正传》关于阿Q的命名耐人寻味：在对汉字“贵”（“桂”）的文化内涵嘲讽剥离之后，代表中国人灵魂的阿Q除了一根无用的辫子之外，（7）其价值等于“0”（“阿”字发音的口型亦与“0”相似）。而最后用英国流行的洋字的拼法，则隐喻式地表达了人们在全面否定旧的存在秩序之后，对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的渴求和热望。《肥皂》则象征性地表现出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表音语言相遇时所显露的不洁，因此必须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想施以西方文化的洗涤。而《高老夫子》则说明即使用上西语的好名目，也仍不能改变中国文化的老流氓的变态心理。这种对汉字文化的批判，有时发展到极至，作者甚至提出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主张。两种语言体系在创作中的交遇、冲突及作者的抑扬取舍，曲折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探索过程中的深入思考、选择及其情感经历。
三
然而，《狂人日记》在对汉字文化批判的尽头，言说的主体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与这吃人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建构的同时又颠覆了主体。这种情境也是鲁迅汉语创作中的矛盾处境。鲁迅从小生长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与汉字文化的血肉联系与生俱来。虽然在时代潮流的鼓舞下，以对汉字文化的批判进入文学创作，但作者所运用的语言虽是白话却仍然是汉语。汉字对作者而言，不仅是言说的工具，更是面向世界而显现的存在方式。
洪堡认为：“人从其自身的存在之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8）《祝福》便是在“禮”的象形会意的背景上展开艺术构思的。《说文》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段注：“禮有五经，莫重于祭，故禮字从示，豊者，行禮之器。”（9）作品围绕着旧历年底的祝福的祭祀仪式，步步深入，最后在祭器问题上给祥林嫂以最后一击。在这里，“禮”字的构形会意不仅为作品的构思提供了材料，同时对氛围的营构和情节的发展，都具有推进作用。一方面，作者带着自己个人的经验，感应着时代精神，对凝聚在汉字中的传统价值进行毫不容情的解构性批判；但另一方面，主体在苦难人生中的价值诉求、历史大变动的时代的启蒙精神的表达，又是在传统汉字文化的背景上彰显的。
黄侃曾说过，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鲁迅的作品最能见出汉字文化的根基和格局。（10）周作人曾指出，鲁迅在用字上有“洁癖”，即喜欢用字的本义。鲁迅也曾以懊丧的口气谈到，自己的作品中“常不免流露出”文言的“字句和体格”。（11）其间的是非得失，各有偏倚，但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汉字文化与鲁迅创作的重要联系。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在白话中加入一些文言的字、词、句等显在的层面，更为本质的是，汉字的象形性和原初意味全面地参与了作者在创作中的艺术思维及艺术世界的建构。四
卡西尔认为，艺术的本质不在其思想和情感，而在构形。“艺术家的最高最独特的力量”，表现在“给他的感情与外形”。（12）汉字的以线条“描其轮廓态势，传其精神意象”（13）的构形会意的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的构形性有相通之处。当有着深厚的文字学造诣的作者进入汉语艺术思维之时，汉字的象形会意便帮助了作者文学世界的构建。
《孔乙己》主题即在“凉薄”一词的本义（“以水羼酒”）的基础上引申衍化而来。《说文》云：“凉，薄也。”段注：“郑司农云，凉，以水和酒也。……许云薄也，盖薄下夺一酒字，以水和酒，故为薄酒。”（14）作品将某一特定情境置于咸亨酒店，以喝酒的情节作为贯穿全文的脉络，并且似乎在不经意间带出“羼水”的细节。看得出，这是在“凉薄”的象形会意的基础上生发的艺术构思，不过由物质转到精神、由实物转到语言罢了。《孤独者》写新文化的先驱者不为众人理解、且遭社会排轧的孤独的悲剧命运，但主人公魏连殳的身世、行状，却又分明可见汉字文化中“孤独”一词的原初涵义（“幼而无父”、“老而无子”）。这里已经是在古老的汉字中注入现代的思想内容了。《过客》的命意，当然有庄子“人生天地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的思想影响。但是，更为引人入胜的是，作品在文字学意义的基础上，拟人设语，描景造境，赋予作品以哲学意味。“客”，《说文》云：“寄也，从宀各声。”（15）“宀”象屋之四注，所以荒原上有一间小土屋。“各”，异也，过客和老翁与这间小土屋的关系是不同的：老翁常居于此，是主；过客偶过其旁，是客，其主旨是在前面。这种意境氛围通过“過”字得到升华。《释名》以“過”释“郵”。“郵”，《说文》云：“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16）可见，“过”不仅同样包含了“屋”的意象，包含了度而不居的意思，而且点明过客正处在某种边界上（生死临界点）。这些地方使得鲁迅的创作在主题构想、情节演绎、意象形成等方面，表现出汉字文化的基本体格。
不仅如此，汉字构造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也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鲁迅的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一是汉字虽为象形文字，但却是以线条的曲折，描其轮廓，而省略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东西，具有某种简约性。这种简约性的思维方式可能影响到鲁迅创作的表达方式。鲁迅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17）这种白描的手法与汉字构形的简略性原则极其相似。二是汉字据义构形，运用的虽是线条，呈现的却是象的神韵，“从一开始汉字就带有写意性质，具有象征意味，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形式”。（18）这种写意、象征的思维方式，也可能影响到鲁迅在创作中对象征手法的选择和运用。在鲁迅的作品中，象《狂人日记》、《药》、《白光》、《长明灯》等都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而在整体上具有象征性质的《野草》，其作品的本色是更见汉字文化的底蕴了。
鲁迅创作中这种在主观意向上反汉字文化、却又在客观文本的构成上体现出汉字文化体格的复杂情形，反映出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汉字文化所经历的、复杂而痛苦的嬗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鲁迅对汉民族语言在批判的同时也有所承传，扬弃的同时也有所发展，为现代汉语的新规范奠定了基础；从中也折射出20世纪初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侧影。
五
原初的语言就是诗。海德格尔认为：“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Ursprache）。”（19）这里，我们不拟太拘泥于海氏关于语言的形而上的意义范围，而是试图说明，有着深厚的文字造诣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汉字本义的持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原初状态的关注，对作品中诗意构成的重要意义。如《故乡》结尾处以“路”为喻的关于“希望”的表达：“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段诗富有诗意的表达，就是来自《释名》。《释名》云：“道，踏也，路，露也。言人所践踏而露见也。”（21）关于路的表述甚至影响到鲁迅杂文的诗意营构，如《生命的路》：“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22）这种对汉字原始意义的执持可能诱导作者对原初状态的关注。如《这样的战士》中关于战士的举着蛮人所用的投枪的人物造型、《社戏》中关于民间原始戏剧形态的观感等等。这些原始情境帮助着营构了鲁迅作品的诗意氛围。
《故乡》大概是说“希望”的吧。“希”即“望”。“望”，《说文》云：“出亡在外，望其还也。从亡朢省声。”段注：“还者，复也，本义。”（23）“望”以“朢”为声。“朢”，《说文》云：“满月也。”（24）“望”“朢”原为两字，今则“望”专行而“朢”废，“望”兼有二义。《故乡》从“我”回到了分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起笔，即“出亡在外，望其还”之意，定下某种回归的调子；但故乡景物的萧索又将这刚刚萌发的复归的意念压下。而闰土要来的消息，又使“我”儿时的记忆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一轮金黄的圆月瞬时照亮了“我”美丽的故乡。圆月的意象直接就是由“望”的本义之一“满月”的构意而来，是中国人心中的一种理想存在状态。至于与之对应的那月光下的海边瓜地上的英俊少年，如果荣格看了，定会惊叫：好一幅人类童年时代的狩猎图！将他视之为对我们民族的充满着生命活力的童年象征，不应算太牵强。但是故乡的辛苦、麻木、恣睢的故人似乎又使那月光下的少年变得暗淡。但结尾又想到希望，那深蓝色空中的一轮金黄色的圆月又在朦胧中清朗起来。从意识角度看，希望是在将来，是水生和宏儿，是进化的观念，是对世界思潮之推崇；从无意识角度看，希望是在过去，是那月光下的少年，是回归的意向，是对故有血脉之认同。
六
巴赫金认为：“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沟通之中。对话沟通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在完成了对鲁迅作品的无意识分析之后，回首一望，正与开端处的个人无意识相呼应，鲁迅的文学世界的整体风貌便呈现在眼前：在鲁迅的汉语文本的海洋中，同时涌动着三股话语漩流：一是寻找个人价值更新的个人话语；二是反映现实历史进程的时代话语；三是来自历史深处的传统话语。一方面，这三股漩流形成各自的对话体系。这就是所谓“异声同啸”，它轮廓了鲁迅作品的艺术空间。另一方面，这三股漩流又互相碰撞、交织、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体，而汉字字义的双歧性、不确定性，为这种统一提供了框架。这就是所谓“同声异啸”，它规定着鲁迅作品的艺术密度。这样，个人的精神史、时代的思想史和民族的文明史在这里混合一气，形成一种深遂、苍茫的精神景观。
注释：
（1）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83页；第62页。三联书店，1988年。
（2）（5）（6）（11）（17）（20）（22）《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9页；第2卷第297页；第1卷第216页；第1卷第285页；第4卷第512页；第1卷第485页；第2卷第3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芬君：《鲁迅访问记》，转引自张梦阳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57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
（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8—53页，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7）周作人曾谈到，鲁迅“乃是本意要用这个Q字，……据著者自己说，他就觉得那个Q字（须得大写）上边的小辫好玩”。见《鲁迅小说里面的人物》，第8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8）洪堡：《卡威文集导言》，转引自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57页。
（9）（14）（23）（2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页；第562页；第387页；第6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0）原江西师范大学余心乐先生（系黄侃先生在中央大学时的关门弟子）曾告诉笔者，黄侃先生曾多次讲过上述意思。
（12）卡西尔：《人论》，第19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13）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第6页。三联书店，2002年。
（15）（16）许慎：《说文解字》，第151页；第132页。中华书局，1981年。
（18）黄亚平、孟华；《汉字符号学》上编，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9）《海德格尔选集》上，第31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21）刘熙：《释名》，引自王先谦《释名疏正补》，第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汉语言论文 篇三
[关键词]东干语；语言文化；情感纽带
[中图分类号]H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4-0005-03
一、东干族与东干语
东干族是生活在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和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溯源于我国晚清时期的西北尤其是陕甘地区的回族。无论是风俗习惯还是语言文化，他们至今仍较好地保留着祖上的传统。比如，在衣食住行方面，东干人体现出了我国陕甘一带的地方特色和晚清以来的古风遗俗。再如，中国的茶文化，也无时不刻地渗透在东干人的日常生活中。①
至于东干族得名之由，学术界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如张成材《“东干”音义考释》（《中国语文》，2005年第4期）指出“东干”就是“东岸”；莫超《从西北方言文献角度考察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日）以方言文献为据，指出“东干”就是“东岸”，“东岸”就是“东边”，“东干人”就是“东边人”。“东干人”与西迁自陕西、甘肃两地的回民后裔之历史事实相符等。诸如此类关于东干族的相关研究颇多，汇总而成了“东干学”，涵盖内容方方面面。而胡振华《关于“东干”、“东干语”、“东干人的双语”和“东干学”》（《语言与翻译・汉文》，2004年第1期）及《东干、东干语及东干学研究》（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常立霓《中国“东干学”研究述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等，就曾对“东干学”的地位和研究范围等作过一定的梳理。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征。作为清末迁徙定居至中亚地区的陕甘回族移民的共同语，东干语与我国西北尤其是陕甘汉语方言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确切地说，“东干语是一种以我国近代汉语西北方言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为主体，吸收和融合了中亚地区多种民族所常用的俄语、突厥语以及波斯、阿拉伯语的某些成分，在语言要素上发生了一定变异的新的汉语跨境方言”。②如此独特而又极具研究潜力的学术价值引起了学界的较多关注。研究切入点也不尽相同，有讨论东干语作为汉语方言的性质或名称界定问题的，还有从社会文化角度讨论东干语言的价值和作用，或探究中亚东干语言的变迁与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东干语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等文章，因数量较少，不再赘述。
二、国内东干语相关研究
国内对东干语的研究成果，就专著而言，有这样几本重要著作值得提及：《中亚东干语言研究》（海峰著，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东干语论稿》（林涛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亚东干学研究》（胡振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东干语调查研究》（林涛、戴庆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中亚东干话调查研究》（王森等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以论文而言，成果略微多些。可按研究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起步期，主要是上个世纪50～90年代，以杨占武等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拓展深化期，从本世纪初到至今的十几年，以林涛、刘俐李、海峰等为代表，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本文以东干语研究的两个发展阶段为纲，对东干语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述评。
（一）起步期（20世纪50～90年代）
东干语研究伊始，相关论述颇少。国内期刊最初仅见几篇译文，如杜松寿译《东干语词儿书写规则》（《拼音》，1956年第2期）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了东干Z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杨占武等译《东干语的回教化和苏维埃化》（《固原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论述了回教化语言和俄语对东干语的词汇文字等方面的影响；杨占武《东干语及东干语研究的语言学意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介绍了东干语词汇特点，并指出东干语研究蕴含着独具特色的语言学价值。丁宏《试论东干人语言使用特点――兼论东干语与东干文化传承》（《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认为，东干语顽强的生命力离不开东干人民族文化传承的意愿；丁宏《东干文与东干语》（《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回顾了东干文字的创制过程和东干语研究的进程，并就东干语的词汇特点作了细致归类和描述。在起步期，学者们注意到东干语潜在的研究价值，极富远见地指出：“东干语不独为汉语言学，也为普通语言学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材料。”③
（二）拓展深化期（21世纪初到至今）
这一时期，东干语研究成果渐趋丰富，研究范围得以扩展，包括东干语本体研究、东干语与周边语言接触研究、东干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比较研究、东干文字的研究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具体铺陈如下：
1. 东干语本体研究
在语音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的语汇变调和语法变调》（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7月）、《东干语（陕西支）声调共时差异实验研究》（《民族语文》，2013年第5期）。前者描述了东干语和西安话、焉耆话这三个同源异境的汉语方言的声调及变调特点，后者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分析了东干语（陕西支）五个年龄段声调的共时差异。林涛《东干语音系略说》（《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3年9月）就东干语的音系和声韵调配合关系作了细致的说明。星雨《东干语陕西方言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基于东干语的陕西方言语音的共时描写，用历史比较法分析了东干语和陕西方言的语音差异，并指出境外东干语陕西方言的研究对西安方言及关中方言的研究意义。该文肯定了东干语对汉语方言本质特点的保留，陈述详细，内容独到。
在词汇方面，有讨论东干语中借词现象的，如海峰《试析中亚东干语中的借词》（《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杨景《中外东干语外来借词评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杨景《东干语借词研究》（中国社科院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杨景通过田野调查，对东干语借词的数量和类别、变化规律以及其对东干语的影响作了全方位的描述和研究。林涛《东干语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列举了东干语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海峰《中国西北回族话及中亚东干语部分词汇的历史印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分析了东干语中阿拉伯波斯语借词与历史典籍中词语的印证及源流问题。此外，何向向《东干语亲属称谓语的文化透视》（《剑南文学》，2016年第5期）和《东干语亲属称谓语研究》（《祖国》，2016年第16期），都从文化的角度对东干语中亲属称谓语词汇及其特点进行了探析与总结。
在语法方面，学者们关注了东干语中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林涛《东干语的语法特点》（《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就东干语词类划分及特点、构词构形方式、语序特点、特殊句式（给字句、补语和双宾语表示法）等方面，对东干语的语法特点进行了论述。海峰、王景荣《现代东干语把字句》（《南开语言学刊》，2003年第00期）和焦妍《汉语与东干语“把”字句特点对比分析――以俄罗斯屠格涅夫俄文小说《木木》为语料》（《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均讨论了东干语“把”字句问题，指出东干语语法研究对陕甘地区方言语法研究具有参照价值。还有探究东干语特殊句式的，如海峰《东干语“把N不V”句式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描述了东干书面语中出现的“把N不V”，指出西北汉语方言及近代汉语中存在类似句型。
此外，虚词的探究也成果斐然。王森《东干话的若干语法现象》（《语言研究》，2000年第4期），对东干语动态助词“着、了、过”的对等表示法等语法现象作了详尽的描写和分析。王景荣《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形容词后的助词“下”[]》（《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谈到了东干语中的形容词后的助词“下”[]，王景荣《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完成”体貌助词“哩/咧”》（《南开语言学刊》，2006年第2期）分析了东干语体貌助词“哩/咧”的分布情况；王景荣、马庆株《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体貌助词研究》（《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2期）梳理了东干语中的九种体貌助词；王景荣《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常用语气词及语气词的共现》（《南开语言学刊》，2011年第1期）描写了东干语和汉语乌鲁木齐方言中的几类语气词。海峰《东干语中一个特殊的ди（“的”）》（《语言与翻译》，2013年第1期）关注到了东干语中出现的高频率语素ди“的”现象，并对其作用和来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2. 东干语之语言接触及变异研究
这是东干语研究的一个热点环节，成果显著。林涛《东干语在多民族语言接触中的变异现象》（《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挠镆簟⒋驶愫陀锓角度描写了东干语在印欧斯拉夫语族和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语言影响下所产生的变异。刘俐李《东干语、焉耋话，关中话同源异境之百年演化》（《中国社会语言学》，2003年第1期）指出，相比起其源头关中话和其分支焉耋话，关中话另一分支东干语则是处于无汉语的多语言环境中，在东干语形成的过程中，语言环境（如俄语和维吾尔语等的影响）对东干语语音、词汇和语法都产生了影响。刘俐李《论中亚东干语的去汉语化音变》（第八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庆贺吴宗济先生百岁华诞语音科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2008年4月）及《论哈萨克斯坦东干语音节的辅音化变异》（《语言研究》，2015年第2期）认为，中亚东干语音系虽然在音类上保留了其源头方言的特征，但音值上却受俄语的影响而发生了一些去汉语化变异。海峰《论东干语的发展》（《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认为，东干语作为汉语方言在境外的特殊变体，原本的陕甘方言受到俄语和突厥民族语言的影响，东干语在新的环境下保存和发展很具特殊性。林涛《东干语的融合、变异和演化》（《中国回族研究论集》，2005年第00期）指出，就语言要素而言，东干语融合和变异并存，东干语与中亚地区多民族语言融合主要发生在词汇层面，而作为跨境汉语方言产生的变异主要发生在语法层面上。融合和变异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对东干语自身也有不利的影响。张淑均《俄汉语言接触中东干语的变异现象》（首届海峡两岸外语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1年年会）则从东干语文字、语音中的新增音位、借入词语的声调化及音变、口语读音和书面语读音的分歧等角度，讨论了俄语对东干语音系的诸多影响。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核心词和特征词比较》（《语言研究》，2009年第2期）对中亚东干语、新疆焉耆话及其两者源头陕西关中话进行了比较，描述了核心词和特征词在三个方言中的保留情况，指出东干语词汇变化为语言环境影响所致。张攀《东干语词汇特点浅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列举了东干语词汇中存有的俄语、突厥族语言、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借词，指出这是语言接触和影响的极好例证。
3. 东干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关系研究
因东干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渊源密切，探讨东干语与汉语方言关系自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海峰《中亚东干语是汉语西北方言的域外变体》（《语言与翻译》，2007年第2期）基于历史渊源、民族学和语言学标准、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等，得出了中亚东干语实为汉语西北方言的域外变体的结论；《中亚东干书面语言与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联系》（《回族研究》，2014年第4期）指出东干书面语实际是隶属于陕甘方言的中国新疆伊犁回民方言在境外的变体；另一文《同类型文体东干书面语与普通话书面语差异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通过对同一篇俄文作品的普通话译文和东干语译文的比对，指出了两者在语法形式、词汇及语言面貌和语言风格方面的差异。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声调比较》（《语言研究》，2003年第2期）通过比较同源异境之中的西安话、焉耆话和东干语声调的异同，揭示了焉耆话和东干语的阴平调由共时的调值变异演变为历时的调类合并的原因、条件和过程，并论证了变异速度和程度与语言环境的密切关系。林涛《东干语与北京话及西北方言的比较》（《北方语言论丛》第二辑，2012年第00期）认为，东干语和我国现在的北京话、西北方言相比，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存有关联，有同有异，并以列表的形式细致比较了三者在语音和词汇上的异同。
4. 东干语文字问题研究
东干语的文字问题曾引起过语言学界的激烈讨论，国内相关问题的论述有：胡振华《关于东干语言文字的发展问题》（《语言与翻译》，2014年第3期），该文讨论了东干语言文字中诸如新词术语、文字标调和标准音等问题。此外，常立霓《东干拼音文字与汉字拉丁化的回顾与思考》（《社科纵横》，2011年第12期）和林涛《东干文――汉语拼音文字的成功尝试》（《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彭泽润、曾宝芬《“东干语”音素文字及其词式书写的启发》（《北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曾宝芬等《东干文和世界两大文字家族的演变对汉语文字发展的启发》（《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等，都提到了东干文是汉语拼音文字的成功实践，并且指出东干拼音文字的经验对汉语拼音化、现代汉语音素文字的创制及词式书写等方面的规范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曾宝芬《东干语词式书写及其正词法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和《东干语和普通话有关名词的正词法研究》（《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曾宝芬、朱丽娜《中亚东干语和汉语普通话有关动词书写的正词法比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都讨论了东干语词式书写的相关问题。
三、结语
国内东干语研究发展至今，成果不容小觑。从最初的零星翻译引介和宏观透视，到近十几年来的拓展研究，W界对东干语的研究势头日益强劲。就已有成果而言，可以说总体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虽起步较晚，但研究群体集中，内容涉及面广。当然也有明显不足，例如对东干语的科学理论、语言体系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语言材料也需要深度挖掘。这应当是东干语研究的日后走向。林涛、惠继东等就此作过细致的探讨，认为东干语研究应强调对科学理论、语言体系和语言材料的重视等等。④
当然，东干语一直被视为汉语方言的境外变体，具有跨境语言学研究之得天独厚的条件。⑤并且，作为联系我国和中亚地区的情感纽带，东干语的深入研究既积极响应了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建设，也有利于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合作。由于以上诸种原因，东干语研究必将成为学界一道靓丽的学术景观，而研究洪波也会一浪更比一浪高！
（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为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著述，并以论文为主。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注 释]
①参见林涛等：《中亚东干族考察纪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②林涛：《东干语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
③杨占武：《东干语及东干语研究的语言学意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④林涛、惠继东：《东干语言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方向》，《西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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