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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2 21:451.历史论文（2000字）
司马戊大方鼎仍然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国历史》第一册第24页讲到：“商朝后期制造的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湖北省五峰长乐坪中学李家庆老师撰文指出：“据近期有关考古资料表明，这句话并不准确。”然后，他引用人教版《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师教学用书》所载司母戊鼎的高、长、重等数据，与秦始皇陵出士的两套铜车马的高、长、重等数据进行比较，得出结论：“无论从高度、长度还是重量等各方面比较，秦陵铜车马均超过司母戊鼎，司母戊鼎并非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见《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7期第37页） 秦始皇陵1号和2号铜车马都发现于1980年冬。这两套铜车马出土时都已经破碎。
1983年7月，秦始皇陵2号铜车马修复成功，恢复了原貌。随后，考古工作者撰写出秦始皇陵2号铜车马的科学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赞扬。
1985年12月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秦陵2号铜车马的科学报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的新闻。这就是说，至迟到1985年底，秦陵出土铜车马的信息已经普遍传开。
然而，1987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夏商史稿》（孙淼著）中说：“目前发现的商代最大的青铜容器，是司母戊鼎。”1993年8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殷商社会生活史》（主编李民）中说：司母戊大方鼎是“青铜器中的第一重器，集中显示了这时青铜器冶铸业的工艺水平。”
1994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第三卷（总主编白寿彝）上说：司母戊大方鼎“不仅是我国青铜时代最大的，也是古代世界青铜文化史中所仅有的。”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说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的编辑们水平低，愚昧到了连秦始皇陵出土了铜车马的信息都不知道，还楞说“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呢，那么，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孙淼先生和李民先生是造诣很高的考古学家，难道他们也会跟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的编辑们一样，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既然这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李家庆老师所提的意见就是错误的。他的意见错在何处呢？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
“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
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列宁说：“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相比，而暂时地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
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常常被人忘掉的真理。”这就是说，比较必须是在一定关系上，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的。
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标准，就不能比较。李家庆老师的意见错就错在没有“在一定关系上，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忘掉了这个真理。
它的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点：司母戊鼎属于器皿，而秦始皇陵铜车马不属于器皿。 第二点：司母戊鼎是铸成整体的一件青铜器，而秦始皇陵铜车马是由分别铸成的一些部件组装起来的。
杜廼松先生著的《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说：“复原后的铜车马驷马雄立，驭手安坐或作站立状，车门窗可以启闭，车轮转动可行。”1985年12月l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秦陵2号铜车马的科学报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的报道中也说：复原的2号铜车马，“驷马雄立，驭官安坐，车窗门启闭自如，随着链连的摇荡，牵动辕衡，可以载舆以行。”
铸在一起，车轮怎能转动，怎能“载舆以行”呢？ 第三点：司母戊鼎是纯粹的青铜器，而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并不是纯粹的青铜器。杜廼松先生著的《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说：这两辆“车马的附件如当卢、节约、辖等均为金银所制作。”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仍然认为，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2.一篇历史的论文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我记得在最初改革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想到中国改革会如此的漫长，如此的艰难，到1987年的时候，国务院要求部委的一些研究人员制订了一个“358”规划，改革3年、5年、8年规划，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希望这个改革到95年的时候就基本完成，现在我们知道，整体30年过去了，我们改革远远没有完成，是不是还需要30年，都很难讲。我想可能到60年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也许改革还没有真正的完成，所以改革是一个非常艰难、漫长的过程，我们在计划体制下生活了也不过就是29年，真正计划体制下，我们改革已经是30年。这样如此漫长的一个过程，同时我们又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有些什么经验值得我们总结？我们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未来应该怎么走？有哪些方面需要政府、企业界或者学者采取一些有效的行动，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我们知道今年各个方面都涉及了很多有关改革30年的纪念，光华新年论坛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那一天，我们请到了10位中国的经济学家，他们先后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贡献，或者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有争议的思想，但是无论是他们对政策的研究，还是对经济理论的探讨，都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就我个人理解来讲，可以说没有经济学家的这些探讨，不会有改革的今天！不会有今天改革的成就！
3.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论文（1500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
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
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
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
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
……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
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
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
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4.求一篇2000字左右的历史论文
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为特色的四大体系：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在这些钱的形状看来，刀、铲是古代重要的生产工具，环钱是由玉璧和古时的纺轮演化而来的。这些工具都体现了古代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出现。于是货币应运而生。
朴素的古人们就用他们的生产工具来做货币的形状。 另外说明下，刀币与尚武之类没什么关系。
先秦时期的主要武器是剑和戈矛、弓弩等。到汉朝大力发展骑兵才大量使用环首刀，这还是直刀，弯刀就更晚了。
你看刀币呈弧形且刀刃向里，明显不是格斗用的。反而农村砍柴用的刀正是这个形状。
所以刀币仿照的刀不是武器，而是古人的生产工具。 “铲币”：亦称布币，商周时期的青铜铸币。
铸行于黄河中游农业发达的周、晋（韩、赵、魏）、纪、郑、宋等地，燕、楚二国亦有铸行。铲币可分原始布、空首布、平首布三种类型。
“刀币”是古代铜铸币名。由生产工具的刀演变而成。
流通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燕、赵等国。种类很多，有齐刀、即墨刀、安阳刀、针首刀、尖首刀、圆首刀和明刀等。
“环钱”是战国时期铸行的一类圆形铜质货币，又称“圜化”，简称“环钱”，是秦国的铸币形式。圜钱有两大类：一是圆形圆孔，比较原始；二是圆形方孔（由圆形圆孔逐渐演变而成）。
初期圜钱的穿孔比较狭小，以后逐渐变大。圜钱的正面铸有铭文，反面则无任何文字。
“楚币”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钱币。春秋时期，楚国行贝币。
战国时期，出现了金币、银币和铜币，这三种金属货币在币形、币值和币文等方面，各具一格，自成体系。中国古文献中对楚币的著录最早见于《宋书·符瑞志》，但《志》文中把这种“金状如印”之物只看作是一种“祥瑞”。
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楚国的金币也作过描述，称之为“淮南王药金”。最早著录楚国蚁鼻钱的是南宋洪遵的《泉志》，谓：“此钱上狭下广，背平面凸，长七分，下阔三分，上锐处可阔一分，重十二铢，文如刻镂，不类字，世谓之蚁鼻钱”。
5.历史论文（2000字）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
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
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
它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
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
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
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
“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
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6.急
论文就没时间帮你写，我帮你取点题目吧
西域的：论西域与中华本源的联系发展历程 这个里面你可以讨论从西汉至唐，宋时断层，元明清的联系，最后到新中国的建立的关系，应该很好写的！里面历史典故比较多！提出点自己的看法！
山东：山东在中国地位的兴衰史 并不是说山东不行，就是说从春秋齐国，至汉，确立孔圣故乡，三国的青州兵，等等，直至清时，山东，经常性的大旱，要求赈灾，背井离乡的创关东！最后新中国成立，山东的崛起，如今山东的生产总值，等等！可以轻松完成2000,8000都可以写的
埃及：埃及艳后对埃及的影响 埃及艳后我没研究过，但这么出名，那么她的典故可能很多，你可以百度！嘿嘿
玛雅：玛雅文化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你可以从为什么玛雅文化这么多去研究说起，发展历程讲一讲，再对比下跟我们华夏文化，欧洲的白人文化有什么不同，相同之处！
以上我的浅见，如果我要写，我就这么写！我论点已提出，你可以看那些论点，百度下，再加以自己的观点！2000字的论文轻轻松松搞定啦！
7.给我两篇2000字左右的历史论文
到我的博客看看，绝对原创
史学与语言承载
作为一名史学专业的学生常常需要翻阅古籍，竖排、繁体字的版式最令人头疼，但是这些文字又具有极其丰富的史料价值，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往下读。其实我遇到的是属于语言文字问题，由于这些文字距今久远而显得生僻，但这些文字却承担者历史厚重的积淀，所以需要对语言有一定的掌握。
语言在西方的文化中充其量仅仅只是一个传言达意的一个符号而已，没有其他的意义。而中国的语言文字却是在社会历史发展变迁中不断变化的结果，中国的语言文字不是工具，它蕴藏丰富的意蕴，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比如“王”字在古代这三横一竖都有不同的指代对象，最上边的一横代表天，最下边的一横代表地，中间的一横代表人，中间的一竖则是联系这三者的“王”，正如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这个例子就很好的说明了中国的汉字不仅能够承担言辞传递的功能，而且还能够传递出古代内在的文化底蕴。这对于历史学习者来说不仅能够很好的了解字句之间的意思，而且还能够品出象外之趣弦外之音，从而更深刻的了解掌握中国的古典文化。再比如要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也可以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这个侧面入手。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各自的文字书写标准，当然各国采用的不同的书写标准也都有各个国家的考虑，因此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对当时的社会变迁以及思想文化进行考察。
另外中国的语言文字本身也可以作为史料来使用。例如要进行研究夏商周三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情况，在《诗经·周颂·臣工》中有“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这样的记载，从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使用工具有“钱”、“镈”、“铚”，但是如果对于这个字再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当时已经有使用青铜器作为农具的情况了，因为“钱”、“镈”、“铚”这三个字都是金字旁，这也是中国古代造字的一个特点，因而这些古文字本身也可以当做史料来对待。再比如现在很多字是使用贝字作为偏旁的，这些字大都和钱发生密切的关系，其源流就是商代曾使用过贝作为货币，从而使中国的许多文字带有贝的烙印。
语言文字不仅是沟通古代和现代的桥梁，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文字的记忆储存功能。因此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在平时的习作当中还须慎言，甚至要做到咬文嚼字仔细掂量词汇的轻重、词汇的情感色彩等。而要做到这些的前提就是需要对语言及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有很好的理解。例如历史上袁世凯当上皇帝的定位是“复辟”，而不是“登基”。因为这涉及到历史的评判问题，“复辟”是泛指被推翻的统治者恢复原有的地位或被消灭的制度复活，而“登基”是指帝王继位，是一种合乎法度的事情。从这两个词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的微妙之妙，因此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需要懂得这其中的奥秘。
语言文字即能沟通古今，又能传承未来，对于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不仅仅是工具，也是学习上的良师益友。它即继承古人对历史的看法，也承载着今人对于历史的感悟。因此语言文字是史学这条航船得以前进的风帆，同时也承载着历史的重担。
8.唐代的历史论文2000字左右
盛唐气象之我见 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
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
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盛唐气象最主要指的是盛唐时代的诗歌。
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
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
《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
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
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
盛唐气象之所以被冠为一个“盛”字，不仅仅在于它经济实力之强大，军事武功之强盛，朝野政治之清明，律法制度之完善，更加在于它具有其他封建王朝所难以企及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是一种对外扩张外向，对内兼收并蓄，并且将外向与内蓄相互融合、促进，以外向为主的一种文化扩张力。
同时，对内的兼收并蓄是为了更加的外向扩张。但是，张而不破。
文化张力使得某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伸向其他文化，并将之转变为内部文化，并不全盘外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北冥神功，将别人的内力吸去化为己用，而自己的内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文化也有这种吞噬吸纳的作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民族融合速度加快，汉族以自己的儒教文化为根基，逐步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吸纳转换。
其文化核心也在逐步多样化。由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的有机组合，外围又融入其它民族的文化，使得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转为新汉文化。
由内敛含蓄变为外放扩张，同时唐朝吸收的文化包括了北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柔然吐谷浑、东边的高丽、南方的南越天竺，从而使得唐朝在文化在扩张时，兼容性加强。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张力，让唐朝的文化显现出来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极度外向。
而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唐朝人都显现出来一种自信、雍容、大度、豪放、进取、无所畏惧和积极入世的心态。例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岑参“丈夫三十无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
唐代的士人功名心极重，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说明了唐代文化的张力之强大。第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
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
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其内部文化的融合也在悄然进行。
从庾信开始，我国的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交融。形成了恢弘的大唐气度。
而这种恢弘的气度和文化张力，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显现出来一种外放的气质。南北的统一，使得唐朝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在对外方面显现出一种主动的、炫耀式的气质。
李白的诗歌，就是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盛唐兼容并包、恢弘大气、开阔昂扬的气象，数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总而言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国力强大下的文化张力的体现，同时，由于产生的文化张力的足够强大，使得士人的心态变得积极，而积极的心态又使得唐人在对外对内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而这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又使得唐人积极开拓他们的疆土，发展他们的经济，强硬他们的外交，从而使得国力进一步强大。
这样形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让盛唐展现出来一种千年不灭的气度——盛唐气象。
9.寻求2000字的历史论文,多多益善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评真实的诸葛亮 历史上的一些比较富强的王朝，首先得有一个有才干的统治者。
既然没人否认诸葛亮是是蜀汉的实际统治者，我又将在下文中证明蜀汉在吏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都颇有建树的强盛的。那么我们又凭什么怀疑诸葛亮的才干那？如果你非要说这是皇帝刘禅的功劳，我也无话可说。
不过，我可以替刘禅谢谢你。一笑！ 有一句俗话，‘上梁不正，下梁歪。
’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下梁不歪是因为上梁正。 --治理蜀国（下面引用的一些话，基本上出自《三国志》，也有晋朝的一些史书野史。
因为时间上比较接近，也比较可信。） 大变之后，诸葛亮的内心也许隐隐觉得自己的理想要成泡影了。
但执著和忠诚是清流党人的优秀品质，为了心中大义和刘备的知遇之恩，他必须坚持。 他没有听从刘备说的取而代之，而是奉刘禅为主，维持汉统。
其次，他在数年间先后派丁宏、阴化和邓芝前往东吴改善关系，因为他知道和东吴的和平是蜀国立国之关键。四面受敌的弱小蜀国是无法立足的。
在诸葛亮的诚意下，孙权终于于公元224年同意和议，建立联盟共抗曹魏。公元229年誓约平分天下。
同年3月孙权把首都从武昌迁回建业。接着，推广他与众官制定的法典《蜀科》。
因为《蜀科》没有留传下来，我们无从得知其内容，也无法知道实行的效果。但是很多史书中都记载了当时的蜀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都城中‘富户殷实’等字眼，也能略窥当时的政法。
他平定国内局势，派大将魏延驻汉中以据曹魏北下。在这些策略之下，蜀国开始稳定下来。
列举一下诸葛亮在内政方面的成就： 先看看诸葛亮劝戒蜀主刘禅的话。‘务农殖谷，闭关修民。
’‘劝分务樯，以阜民财。’兴修水利，修缮和利用都江堰。
建筑了九里堤作为都江堰的辅助。（遗迹至今尚存。）
注重农耕。在于魏国交战时，他还派军在汉中轮班殖垦大家都了解的。
晋人袁准说：‘亮之治蜀，田畋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蜀国禁酒。）
左思的《蜀都赋》对成都农业繁荣也有很明确的描写。左思也是晋人。
还有诸葛亮对制盐业、织锦业的治理等等，也有很多资料有详细的描写。我这里就不深入了。
（其实是嫌麻烦。呵！） 在诸葛亮以身作则的带领下，蜀国的吏治清廉是有名的。
下面略举几个。 蒋琬-‘虚心纳言，开明待下。
’当时有个叫杨敏的看不起他，（蒋琬本来只是一个小县令，是诸葛亮力偈刘备，把他提拔上来的）还到处污蔑他。后来杨敏犯了事，别人都以为他死定了，没想到蒋琬公正廉明，依法办事。
还因为事出有因，把杨敏无罪开释了。 董和-史载他‘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干机衡，二十余年，死之日家无谵石之财。
’ 张嶷-在诸葛亮南征立过大功的他，官据州从事、都尉时。（在东汉时，是高级武官。）
‘家素贫匮’没钱治病！！！叫人把他抬到广汉太守何诋那里请他帮忙。何诋虽然和他一面之缘，但‘倾财医疗，数年而愈。
’（何氏是南中大姓。） 姜维-诸葛亮提拔的一员降将，却手握全国兵权。
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史书评他‘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
’ 其他如费衤韦、吕乂、邓芝、马汉等等都是柯尽职守、勤简持身的廉吏。上面所说的那些人，也大多是从默默无闻的小官吏，甚至于兵丁（如马汉、魏延等）提拔上来的，这也能平息一下诸葛亮不善于发现和运用人才的谬论。
最后提一下平定南中。公元225年春，诸葛亮在理顺了国内国外的关系后，决定彻底的解决南中的叛乱。
出征前他征询马谡的意见，马谡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诸葛亮果然采取了马谡的建议，采取攻心之术，只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就平定了南中。
并安抚夷民，使的他们心悦诚服。直到现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还有许多有关诸葛亮的遗迹和风俗习惯。
（马谡的表现恐怕也是日后街亭之失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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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由下而上 一个由上而下。
2.都是受欧美列强逼迫。
3.一个是改革，一个是革命。
4.发动之前洋学普及程度有差距。
5.一个是中央极权，一个有大量地方势力（这些势力有的还成为了运动主力）。封建力量弱的地方，资本注意运动更容易成功。
最更本。洋务运动的目的只是要科技和现代化器物，建立的是帝制下的现代化半封建国家。并不以建立资本注意制度为目的。而明知维新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封建。建立一个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制度之下去掌握发展科技，生产器物。从更本出发点上去看。两者高下立判。所以将洋务运动和明知维新放在一个曾面上比较，是不适合的。两者不是一个级别的，就算都成功了。对国家所能产生的影响也是差距巨大的。维新能让日本崛起。洋务并不能改变中国被列强欺凌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