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合作的论文(求一篇国共合作的论文要求2000字以上题目自定要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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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第一次合作方式形成分析 摘 要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局面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分析国共合作方式最终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 国共合作 党内合作 党外合作 采取何种方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当时苏俄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国民党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所在。 1.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曾向孙中山提出国共实现两党平行合作的“党外合作”建议，但被孙中山拒绝。

首先，“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思想根源。“以党治国”，其实质是一党治国，即要以他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来治国。

早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就曾指出：“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同时，将革命阶段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提出此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

这就比较明确地体现了以中华革命党一党革命的思想。改组国民党后，他秉承中华革命党的主旨，强调依靠改组后的国民党去改造国家。

因此，孙中山在与国际代表商谈国共合作方式时，强调：“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

由此，也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况且，孙中山只将中国共产党当成“共产派”，孙中山在谈及国共两党相互关系时曾讲：“国民党系我创立唯一之政党，而共产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主义学者有志之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始终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

可见在孙中山看来，中共只不过是羡慕俄式革命的有志青年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孙中山对中共信奉的共产主义认识也是模糊的。

他有时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成功，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而且，他有时又认为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

正是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矛盾，使他不能平等地对待共产党，并拒绝两党平行合作。 另外，担心领导权旁落，也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中山对外联合苏俄，对内改组国民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力量基础，不希望看到共产党在苏俄的支持下强大起来，与其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因此，他在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同时，又时刻警惕中共“包揽俄国外交”，“独得俄援而自树一帜”。

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张国焘回忆说：“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在他的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但是，要“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他虽然“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但决不容许“朋友”成为主人，共产党必须服从他的领导；否则，“我必弃之”。 孙中山坚持认为，国共合作必须以国民党为主体核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国民党。

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及其领导权归属问题的基本立场。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而拒绝两党平行联合，正是该立场的集中体现。

2.苏俄及共产国际竭力促使中共接受“两党合并”的方式。孙中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达林又提出实行“两党合并”的新方案就是指“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中共清楚：两党如此“合并”，将使共产党的独立性荡然无存，最终党的组织也将被无形取消。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自然深知这种严重后果，之所以还执意作出这样的决定，首先，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了解不甚清楚，有明显的轻视共产党而重视国民党的倾向。

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里，当时中国似乎不具备产生共产党的必需条件：“中国极为落后，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中共“诞生的太早了”。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情况时说：中共是由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所组成；他们“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也不支持罢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

因此，马林反对国共平行合作的方式，认为中共既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所以，他极力主张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否则，“前途是暗淡的”。

相反，马林看不到国民党软弱涣散、成份复杂的弱点，过高地估计了其力量。他认为，国民党是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由于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因此这个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十分紧密。

他甚至认为，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 其次，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促使国共合作过程。

2.1949年前国共关系论文1000字

国共关系的发展演变，直接关系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也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走向。

从1924年到1949年，国共关系经历了4个阶段的曲折发展历程。1.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年）原因：大革命时期，“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国民党是当时比较革命的民主派，有一定威望，又在南方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其领导人孙中山真诚希望同共产党合作；共产国际具体指导和推动国共合作。

成就：国共第一次合作，共同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破裂：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加紧争夺革命领导权；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

2.国共十年对峙（1927~1936年）原因：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中共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红色政权的建立与国民党政府形成对峙状态。

结束：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从抗日大局出发，变“反蒋抗日”的政策为“拥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揭开了国共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新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3.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1946年）实现：七七事变后，中共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共同抗日。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宣言，表示“抵抗暴力”。

9月下旬，国民党公布了中共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两党共同走上抗日战场。维持：抗战相持阶段，随着日本侵华方针的改变，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发生变化，掀起了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

中共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维持合作关系。破裂：抗战胜利后，美、蒋勾结发动内战。

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蒋介石下令撤销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代表团，封锁《新华日报》，至此国共关系彻底破裂，由合作走向全面对抗。

4.国共双方总较量（1946~1949年）政治斗争：国民党坚持独裁和内战，中共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通过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制宪国大”和北平谈判等一系列斗争，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较量。军事斗争：打退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战略反攻成为解放战争的转折点；三大战役成为国共双方的总决战；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政府覆灭。

3.论国共两党及两个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文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族各界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国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的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两个矛盾。一为民族矛盾，二为阶级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地位、作用，同这两个矛盾的性质与相互关系直接相联。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分别担任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任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战场牵制和歼灭了日军大量的军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国民党在抗战的地位和作用 抗战初期阶段的正面战场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虽然有许多失误， 即国民党存在侥幸心理，企图依靠国联，从而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作战，加上国民党军队思想混乱，派系林立等因素，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但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极其重要地作用： 第一、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日的主力。

国民政府组织了一系列的大规模会战。如淞沪战役、晋北忻口战役、徐州和武汉的战役，都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由于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 3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和“速战速决”的方针。

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使日军兵力分散，战线延长，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敌后战场的开辟，为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国民党中爱国官兵的抗战英雄业绩，振奋了民族精神，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促进了全国的团结和进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第五、“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六、掩护了西南抗战基地的营建，为领导机构和沿江、沿海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的内迁争取了时间，为中国长期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战相持与反攻阶段的正面战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华方针的改变，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采取消极对敌，避战观战，消极抗日的态度，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建立了“防共委员会”。

蒋介石则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此后将大量军队用于对付中共军队相继掀起三次反共高潮，限制全国抗日民主力量。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基本上都是起消极作用的。由于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正面战场形势严重恶化，以至于出现豫湘桂战役这样的大溃败。

正面战场的地位逐步下降到次要位置。 尽管国民党抗战的态度较初期消极，但还是坚持了抗战。

在此时期钳制了大量的日军，并使敌人受到一定的消耗，在客观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减轻了敌后战场的压力。从战略上讲，正面战场起到了战略配合的作用。

从整个抗战过程看，尽管国民党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总体来说是一致的，它始终坚持抗日的方针，没有妥协投降，从而保证了抗战的最后胜利。8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

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经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切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爱国官兵，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都是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的。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壮大，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共产党政治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军事上领导着敌后战场，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参加，全民抗战才有了力量重心。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个标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抗战胜利的强大武器。

第四个标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敌后根据地人民的英勇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争取胜利的信心。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侵略的主要活动，以及“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战绩。

这些内容说明，取得中流砥社的地位和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领导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对全国来说主要是政治领导，就是提出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主要就是前面指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战略和全面抗战与持久战的军事战略。

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首先是由于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的提出、建立、坚持和发展，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议，反复争取，广泛宣传，妥善斗争，并且自始至终起着中。

4.蒋介石与国共两党合作2000字左右的开题报告

第二次国共合作： 背景：华北事变后，中共意识到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共产国际号召反法西斯；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过程：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开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的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指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中共的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会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必须由中共来领导。

这个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同红军和解停战，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他们于1936年12月12日实行“兵谏”，逼蒋抗日。中共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一致抗日。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第二天，国民党发表自卫宣言，表示要“抵抗暴力”。

后中国改变军队为八路军和新四军。9月22日，国名当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意义：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全民族的抗战开始。但后来，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发动皖南事变，破坏了统一战线。

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中国的两个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相应地发生变化。

6月10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与一切可能反蒋抗日的政治军事派别协作，共同进行反蒋抗日的武装斗争。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次年8、9月份，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进一步变化情况，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和《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此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被迫对其政策作出调整。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集团对正在进行中的中日外交谈判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调整了对苏联的政策。与此相联系，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又提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在上述情况下，从1936年初开始，国共两党间打破长期对立的僵局，通过多种渠道，双方派出代表，进行秘密的接触。 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基本上停下来，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1937年2月9日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举行了6次谈判。

经过7个多月的反复商谈，国民党终于同意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宣布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5.关于《论新形势下如何努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的论文,考试

在两岸关系出现新的发展机遇的背景下，如何认真总结理论成就，积极服务于祖国统一大业，已成为众多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日前，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国共两党关系史和海峡两岸关系史”研究中心挂牌成立暨“两岸关系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市委台办和市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台港澳局，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的近70位专家出席会议。

会议围绕许多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学者们一致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发展两岸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关键要把握好“科学发展”、“和平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国民党和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实际情况，认识到由国共两党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国民党本土化的趋势有增无减，以及国共两党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从而制定可行的对台政策，切实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当前亟须处理好以下六组关系：（1）要协调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感情、价值观、生活方式及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异；（2）要协调好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对“一个中国”原则在内涵认识上的差异；（3）要协调好海峡两岸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要求之间的差异；（4）要协调好两党两岸全面交流、合作和逐步签署、实施各种协议之间的差异；（5）要协调处理好两岸各政党之间、各民族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各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6）要协调好两岸双方在事务性商谈中出现的各种具体认识上的差异。 与会专家指出，两岸同胞应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两岸同胞命运共同体”的论断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凸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也表明了党的对台政策的连续性。这一论断要求统筹兼顾团结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同胞与瓦解“台独”势力的关系；统筹兼顾两岸社会精英交流与普通民众交流的关系；统筹兼顾两岸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实现两岸关系全面协调可持续向前发展，做到行稳致远。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统一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新进展，学者们将其概括为八个方面：（1）提出两岸关系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国共两党应该共同把握和用好这一机遇；（2）指出两岸关系发展有其发展趋向和内在规律，国共两党应该共同体认趋向，把握规律；（3）要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和国共关系，两岸双方必须积极建立和始终坚持共同的政治基础；（4）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两岸和平发展是“和平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5）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6）深化互得双赢的交流合作，是两岸关系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效途径；（7）协商谈判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既要海协、海基两会合理规划、推进制度化协商，又要国共两党交流对话、发挥平台功能；（8）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维护台胞权益，加强交往，融合亲情，实现大团结，促进两岸关系大发展。

“和平发展”应当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完整结合。 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当前两岸关系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的发展机遇。

自2008年5月中国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台湾形势发生了重大积极的变化，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两岸关系在短短几个月内走过了从“融冰”到“雨过天晴”再到“春暖花开”的过程，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的发展机遇和良好的发展势头。

两岸关系转危为安带给我们一些启示：（1）“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局势动荡不安的祸根，只有坚决遏制分裂，才能维护台海稳定，促进台海和平。尽管目前对台工作重点已由反“台独”转为“和平发展”，但反对“台独”的斗争仍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2）民心向背不仅最终决定台湾走势，而且影响两岸趋向，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解决台胞关切的问题，才能使“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转化为现实推动力；（3）台海局势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共、国、民（进党）三党的不等边三角关系，中国共产党只有妥善处理这个关系，加强两岸之间的合作，才能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导权。

党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30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正确途径和根本基础。认真细致地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维护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引导台湾主流民意朝着有利于和平统一的方向转变，为两岸最终统一构建广泛的民众基础，增强台湾民众对祖国的向心力，这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必须要完成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