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五十八）

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一一四、躲过一劫就在大闹403医院之后，我在全国胃癌病理界一举成名。1987年4月在成都召开“全国胃癌病理协作组会议”。我的论文题目是“1592例胃粘一膜上皮异型增生分级方法研究”。因为我转业难进上海，医院就同意我去参加会议。由于儿子休学一年，三个月后骨折治愈，我正好出差开学术会议，就带他去成都放在我二哥家。路上在北京换车，游览了天一安一门、故宫博物院等。原来想在西安下车探望姜长英教授，但是时间紧迫就直奔成都了。二哥的女儿陈媚华（后来改名陈思宏）刚满七周岁，要9月1日上小学。二哥、二嫂上班时，他们两个人就玩在一起，有个伴。我在成都会议上是普通代表，发言只有五分钟。我上台发言时，没有照稿子念，先讲了为什么要用模糊数学研究胃粘一膜上皮异型增生分级的方法。假如我念稿子肯定超过时间。时间一到，大会执行主席打铃叫我下去。我继续讲，就是不下去。大会主席张荫昌教授出来制止大会执行主席，叫我继续讲下去。我讲了四十多分钟。我的发言引起轰动，台下一片掌声。张荫昌教授对我说，今年七月份在沈?召开“全国胃癌计量形态学研讨会”，特邀请我去讲课，要我一定参加。我说：“医院规定：一篇论文只准参加一次会议。如果要我参加，必然要大会筹备处出具特别特邀函。”张荫昌教授一口答应。会议中间安排一天都江堰旅游。我从会议的饭店赶到二哥家接孩子一起旅游。赶回饭店时，大面包车、日本小面包车都坐满人了。会议工作人员叫我俩坐国产小面包车。因为两辆小面包车是给老教授坐的，我不肯，就从国产小面包车上硬是下来，硬挤到大面包车里最后一排座位，叫儿子坐我腿上。工作人员从大面包车里拉下几个岁数较大的副教授坐国产小面包车，他们自己也上了大面包车。谁知道，国产小面包车在路上发生车祸，除了一个人全部受伤：1.三名副教授重伤，一个颈椎压缩性骨折，一个严重脑震荡，一个牙齿被打进牙槽骨、面骨骨折。司机胸部打在方向盘上，肋骨多发性骨折。其余的人轻伤，都是多发性玻璃割伤、挫伤、擦伤。原来安排我坐在司机背后的座位，结果坐这个位置的人伤最重。在副驾驶座位的山东大汉，眼看车要撞到大沟里时，双手向下使劲把住座位。撞到沟壁时，车前窗玻璃粉碎，他实在把不住了，从前面车窗中穿出去，在庄稼田里向前翻了几个筋斗，躺在田里想：“完了！我完了。”过一会摸了摸自己，好像没事，就赶紧起来去救车里的人。大沟石壁被车头撞了一个一米左右的坑。北京医科大学的雷道年教授一开始也坐在国产小面包车里，后来被会议工作人员硬拉到日本小面包车上。事后，他说：“我是成都人。土地爷爷保佑我大难不死。”我对儿子说：“我这么年轻，怎么能坐小面包车？你不愿下来，要坐国产小面包车。要不是我硬拖你下来坐大面包车，多危险啊！回去不但无法向你妈交代，被医院里人知道我带你出来开会，就糟了。以后我参加学术会议，领导不批准怎么办？”由于车祸，原来在会后安排的峨眉山自费旅游也取消了。又听会议工作人员说，不久前，峨眉山上有个游客想捉个小猴子回去玩，结果被几只大公猴子推下悬崖。与会者都吓得打道回府，哪儿都不去了。会后，我在二哥陪同下游览了宝光寺、武侯祠。原来想去九寨沟，我顾虑九寨沟刚刚开发，不安全，就放弃了。我们父子改买联票由重庆坐船到上海，让儿子熟悉上海的叔叔、堂兄弟。我在成都是买的军人优待联票，不过途中要到重庆、武汉取下一段的船票。重庆的码头因为退潮，要走很远，不像上海的码头永远在原位，只是船位高低不同而已。到了武汉，又要去领武汉到上海的船票，还要在船上借住一晚。如果在外面找旅店更贵，还要跑来跑去，不如马上检票上船。第二天，武汉上来许多去上海贩卖黄鳝的商人，甲板上堆着许多黄鳝铁箱。我与他们聊天才知道，他们是到十六铺附近永安街交货，而我家离永安街非常近；他们有钱买不到四等舱票。我们两张四等舱票，就与黄鳝商人换了一张五等散席票。我俩合用一个铺位；两个黄鳝商合用一个铺位。到上海时，他们送给我一饭盒黄鳝。从上海到大连，儿子第一次领略了海上风味。还好，他晕船很轻。我是老海军了，大风浪中，餐厅里只有廖廖几个人用餐，我照样大吃，因为晕船要吃饱，而且消化还快。回到医院，我对张崇*副院长汇报成都会议的喜讯，他也很高兴，对我说：“你别转业了。我给你成立一个胃癌病理研究室，你当主任。”可是，不久公布的职称晋升没有我。我质问院长无效，就暂时不啃气，等待张荫昌教授的安排以后再说。一一五、抚顺会议1987年5月4日中国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正式发邀请函；5月27日张荫昌教授来信：“陈宣章同志：在成都与您相识很高兴。回沈后未时给您去信问候，谦甚。在成都会上听到您的报告很有收益。当时与几位同志商量，计划在我校召一次《计量形态学研讨会》，已初步确定在今年7月上旬召开，并已给您寄去了‘打招呼’信。但至今未见回信。不知是否有困难。因为部队同志外出开会要求严一些。如果您愿意来沈参加此会，对您的会议费、旅费及宿费，我们将从我的科研费中报销。希望您早日回信，能否来沈开会。如果能来沈参加会，我们将把您在成都发的文稿编入《胃癌癌前病变计量形态学》专辑中，以便在会上发给与会同志。希尽早回信。”我把邀请函和张荫昌教授来信交给张崇*副院长，他批准我参加会议。6月26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王瑞年教授来信：“不久又能与你见面和向你讨教了。这次沈?会议，我会带赵明朗等同志来，我们可好好地商讨一下，如何制定判别模一式。我们正在为此事伤脑筋……要仰仗你大力帮助了。”7月2日王瑞年教授来信：“今特此告知，我们已决定乘船来大连，和你先会面，向你讨教。然后一齐去沈?参加会议。”7月12日王瑞年教授带研究生赵明朗、朱人敏来大连，我们谈了两天。他们深感以前用经典的判别方法只能用单因素各自判别，无法多因素联合判别。王瑞年教授鼓励我：“到沈?会议，你可以直接批评我的方法论不好。这样更会引起各地教授们的重视。”在沈?报到后，全部送到抚顺的中国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研究基地。我成了贵宾，被免费安排在教授一级的房间，一切优待。会议上，中国胃癌研究会病理专业组负责人张荫昌教授当众对我说：“陈大夫，我们请您为我们讲课，就从模糊数学的ABC讲起，我们都是你的学生。您需要几天，就给你几天。”在座的都是各地的权威，不少教授带着研究生，尤其是三个主要人物张荫昌、王瑞年、北京医科大学雷道年教授（带着一个女研究生）。我的讲座不带稿纸，一气讲了两天。7月20日《会议纪要》上写道：“这次会议给与发言者以充分的时间进行讲述，特别是关于模糊数学在病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与会人员受益很大，并认为这也是病理学研究的新课题。会议接受了大连海军四?三医院陈宣章医师的建议，使用‘模糊计量形态学’这一名词。”“会议中落实了‘胃粘一膜上皮异型增生检测登记中心’的工作安排，即以模糊计量形态学的几项指标为评价依据，由中国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北京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组成检测中心。‘中心’设于中国医大肿瘤所胃癌研究室。”7月23日，王瑞年来信：“此次北上，承热诚接待和畅谈，并比较仔细地探讨了模糊数学在判别胃异型增生中的应用，获益匪浅。山东的会议日期尚未得悉，待知道后，当再去信告知，请你参加。由于目前正值暑假，我们的工作尚待一段时间。待开学后当抓紧进行，并邀请你10月份来沪指导。”8月7日又来信：“这次北上，能聆听您的教益，得益匪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8月10日，中国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课题负责人张荫昌给大连海军四?三医院院长的信：“中国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已经国家（国家计委、经委、财政部及卫生部）批准承担‘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胃癌癌前阶段的确立和有效防治途径的研究>（75-61-02-15）并分配给科研经费。经了解您院病理科陈宣章同志也在从事有关本课题的研究，并在模糊数学方面有较好基础，因此拟聘请该同志从1987年至1990年参加这项课题的研究。贵院病理科也属参加单位之一。”（盖有中国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公章及张荫昌私章。）12月5日张荫昌来信：“邀请您参加合作之事，我已给总后去信了（公函），但这么长的时间还未见回信，不知何故。我想，就是不同意也应回个信，可能是总后机关大的原因吧。如果得不到您单位的‘同意’表态，总后也不回信，从个人角度（邀请个人参加协作），这在国内已经普遍施行了。例如以聘‘顾问’的名义。……如果若是可以聘您为‘顾问’，我们可以给您个人一些报酬。这样做可以吗？”可是，此事不知医院是如何想的？渺无音讯！（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