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磨难

蔡建伟

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困窘。面对如此境遇，母亲着手的第一件事竟是指导没上过一天学的父亲认字识数。

母亲20岁时，姥姥就去世了，那时舅舅、大姨已经结婚生子，姥爷常年忙得不着家，于是两年后，母亲草草嫁给了父亲。年轻的父亲除了脑壳活泛点、人品不错外，实在乏善可陈，即使在当时的本地农村，父母双亡、无房无粮的父亲也是下下之选。让人唏嘘的是，嫁到蔡家后，母亲的磨难才真正开始。

婚后几年，她接连生下我们兄弟三人，其时，计划生育抓得正紧，一点陪嫁全被计生人员拉去充当罚款，只剩下两口红漆的樟木箱子和一个衣柜，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困窘。面对如此境遇，母亲着手的第一件事竟是指导没上过一天学的父亲认字识数。从此，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母亲成了有模有样的周老师，在她的教诲下，父亲终于认识了湖北、广东、深圳等地名，虽然拆分后就又不明所以，但这仅有的一点文化确实起到了睁眼看世界的作用。

每当日子难以为继时，母亲就到娘家化缘，几乎每个农忙季节，大姨、姨夫都会走几十里山路来帮忙。在舅舅的协助下，母亲又在乡村中学旁边开起了村里第一个小卖部。做生意的母亲确实是一把好手，对穷学生也言语温暖，以至于多年后，走在深圳街头，还有不少在广东打工的当年学生向她问好。

1990年代，母亲和父亲一起到惠州搞起汽车运输，也挣过不少钱，但汽运终究有风险，一次事故就足以资不抵债，父亲还为此身陷囹圄。母亲独自回乡，从舅舅家拉来棉花加工成棉褥售卖。她用一根小竹竿，挑着棉褥走过了方圆百八十里的每一个村庄，愣是挑出了我们兄弟三人的学费和生活费。多少年后，我从电子地图上看到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村庄名字，一次次想起挑着棉褥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母亲，禁不住热泪盈眶。

日子有时苦得让人看不到希望，母亲也会大哭一场，但哭过之后，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忙碌起来，一直熬到父亲出狱，全家团聚。再后来，父母重返深圳，开餐馆，做保洁，不管读书无用论如何甚嚣尘上，她坚持培养了3个大学生，还盖起了漂亮的楼房。为此，她整整10年没回老家过春节。

去年5月30日晚上，父亲从深圳打电话来，说母亲突然消瘦很多，并且伴有间歇性头痛。6月3日，母亲请假从深圳回武汉，我带她到同济医院检查，很快确诊为肺癌晚期，已转移至骨髓盆腔，化疗也不再有意义。我托同学的姐姐转院到湖北省肿瘤医院，只奢望能减轻她一点痛苦。给她看病的主任医生医术精湛，还不时同她拉家常，鼓励她乐观面对。多少年粗粝地活着，一旦享有这样的待遇，母亲竟有些不习惯，不停表示感谢，叮嘱我要好好感谢医护人员。她也觉得这次的病不同以往，精神稍好时对我说，“要真的是不治之症，就出院回家，不用花冤枉钱，反正你们兄弟仨已经长大了，只有军军（我小弟乳名）没结婚，这个家已经不再那样需要我了。”我们宽慰她是早期肺癌，再活5到10年没问题，再说为了没出世的孙子（当时我大弟媳已怀孕），也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听到这些话，母亲笑了。

多方打听得知，印度产的易瑞沙对这种病可能有用，我们几经周折买了一瓶，母亲服用后有些效果，但终究无力回天。6月25日早上，表姐夫开车将母亲从医院接回老家咸宁，父亲和我们弟兄仨一起，到处敬神烧香磕头，还请了巫师、教徒到家中做法事、祷告，都毫无效果。此时的母亲已是油尽灯枯。临终前两天，母亲不停说话，声音清脆，逻辑清楚，内容广泛，用咸宁话安排家事，要我们起床去种玉米、栽油菜，又用普通话安排工作，凌晨5点强行要起床去为公司员工准备早餐。当时，我们都不认为这是回光返照，更愿相信奇迹发生了，甚至神迹显灵，但母亲还是在7月13日凌晨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一生爱憎分明、聪明要强，但有两件事她有苦说不出，一是因为宅基地引起纠纷，吃了亏却不能据理力争，因为对方是她视作长辈的二哥二嫂。比这更让她痛苦的是我小家庭的不幸，为了让我不至于太难做人，母亲从不在我面前表现过多的忧虑。只有一次在医院聊天，她叹了叹气，对我说：“这辈子没有一件事情值得开心。”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